黄薇接受专访

　　黄薇简介：

　　黄薇，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特聘顾问；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网络经济的发展，波及面非常广，而且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按照我的了解，中国网络经济实际上是走在全球的前沿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

　　主持人：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那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和领域主要是什么呢？

　　黄薇：在全球经济治理里面，其实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经济的增长状况。它跟失业率、价格水平、企业的经营状况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稳定。大家也知道在某些时候，比如说出现了经济泡沫，可能会出现危机。那么这时候怎么去应对危机，怎么去治理危机，就是稳定要关注的内容。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着眼在这两大块。

　　从领域上来说，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国际治理平台上，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再比如货币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如果有一个沟通的话，能够保证经济政策更稳定，更适应全球的经济环境。

　　第二块领域就是贸易和投资了。这实际上是国际上经济的跨国流动。我们讲的这种跨国贸易、跨国投资，也是全球经济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第三块也非常重要，是金融与货币。大家都知道现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世界银行，它主要是关注发展问题；那还有一个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主要的关注是稳定的问题，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很多国家第一个都想到要找基金组织，去寻找资金的支持。货币金融这一块里面其实还包括像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设计，它是不是合理，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等等。

　　第四大块是发展。发展问题非常重要。可能过去大家感觉比较多的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贫穷国家的支持跟扶助。那么现在发展议题有一些拓展，它甚至涉及到说人类的长期发展问题。比如气侯变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人跟自然需要和谐相处，所以我们的经济活动和气侯变换之间也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不能够说我们的发展纯粹就追求数多，牺牲很多东西。这也是发展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另外除了这刚才讲的这四个方面之外呢，还有一些拓展的领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新鲜的领域。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体会非常深的就是网络经济的发展，波及面非常广，而且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按照我的了解，中国网络经济实际上是走在全球的前沿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因为网络经济它也需要有一些规则，有一些次序，不能说大家没有规则，有一些比较恶性的竞争，反而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它的未来。所以我们会希望有一个次序良好的一个环境，让企业，让老百姓都能够从中获益。

　　我刚才讲了5大方面，基本上可以涵盖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的领域了。

　　“国希望能够实现产业上的升级，希望有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而这些调整需要有时候经济放缓一点，让企业能够有一个新陈代谢或者优胜劣汰的过程。短期来说调整是会有成本，有一些代价。但是长期来说，我认为它应该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它对全球经济也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那么，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哪些制约因素？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黄薇：整个全球经济环境并不太好。这不单是中国的情况。咱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经济是跟其他的外部经济体息息相关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特别像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可能感受会更加深刻一些。我们本身是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贸易投资占全球的比重都非常高，甚至贸易现在已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了。所以在很多层面上，很多国家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应该说这几个年的情况也是有一些内部的原因的。中国希望能够实现产业上的升级，希望有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而这些调整需要有时候经济放缓一点，让企业能够有一个新陈代谢或者优胜劣汰的过程。短期来说调整是会有成本，有一些代价。但是长期来说，我认为它应该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它对全球经济也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大的问题。在经济危机之后，每个国家的债务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了。

　　除了经济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比如像地缘政治的问题。虽然说地缘政治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也看到像这个能源价格，就是因为像中东的乱局。地缘政治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给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再比如像美国，他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对中国的影响力上升非常紧张。在G20的平台上，或者在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平台上，关于中国的金融政策，他们既希望中国的汇率能够更加市场化；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不愿去推动中国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这两个目标本身是相背的。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掣肘。

　　主持人：那您觉得中国在这些方面应对得怎么样呢？

　　黄薇：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老实说，前几年我做全球经济治理研究，感觉中国是比较被动的，我们经常是被人指着、被人说的。比如说像汇率的问题，像倾销的问题，还有中国的企业不遵守规则的问题等等。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中国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像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都是非常明显例子。包括像金砖这块的合作，也开展得非常多、非常务实。还有包括像中国在亚洲、在我们周边这块的治理，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发展中国家有庞大的市场，而科技发展还是需要跟大家的生活、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经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应该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服务于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创新。”

　　主持人：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更有媒体评论这一年将是中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元年。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中国在2016年将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期待？

　　黄薇：现在如果大家看一下，G20的官网上已经把习主席对G20市场的支持放出来了，有一个全文，包括对主题议题的一些设计。我归纳下来，应该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创新。创新领域非常重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在经济政策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创新性思想。治理方法上，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帮助这个国家之间在科技合作方面实现提升。在过去在这块合作是相对比较少的，毕竟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太一样，发达国家可能觉得它已经在前沿了，它不需要你来跟它合作。当然其实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有庞大的市场，而科技发展还是需要跟大家的生活、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经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应该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服务于这个世界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创新。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新的经济模式，像网络经济，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第二个是实现对G20本身的平台建设。我们希望有一些变化。以前我们知道在G20台上有财长会，有我们叫外交轨的会议。但是其他的部长会是没有机制化的，可能开一次，隔几年还一次，有事情聊一聊，说一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很多问题缺乏长期的、持续的讨论，缺乏形成一个能够实现共识的基础性建设。但是我们也发现，现在经济不好，大家都开始越来越保守，对于贸易活动，对于投资活动都开始越来越保守。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保守，经济越不好。所以开始建设第一个新的轨道，叫商务部长会，以后就机制化了，每年都开。

　　第三个方面就是开放。为什么讲开放呢？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开放经济体，而且说实话，越是自信的国家它越能够接受开放。中国现在应该说有这个能力和实力，我们愿意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大家。而且开放实际上是个共鸣的结果。这在贸易投资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首先讲贸易。现在在W框架下是有一个全球性的贸易规则，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的贸易，包括双边的贸易协议都在建设，未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这个可能对于企业来说能减少很多识别成本。其次就是关于投资。从二战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全球性投资的协议或者规则出现。虽然像W框架下的也有一些关于投资的条款，但毕竟它是跟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将来能够往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延续化的规则方案去发展。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发展。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贫困人口，所以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十三五规划里面，提到中国要让最后的一些贫困人口脱贫，这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上，我们也希望帮助全球在这个层面做更多的事情。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联合国体制下有一个后2015年计划，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欠发达国家实现一个特别大的改善，经济上有一些提升。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像联通建设。这个应该也会在G20的平台上提出来，通过提升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来帮助它的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西方不太一样：西方国家是授人以鱼，就是给你吃的鱼，我就给你吃，你吃饱就好了；中国是授人以渔，是加上三点水，我给你一个渔网，你不仅可以吃，你自己捕，捕完了你还可以继续吃，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个正态的反馈，能够支持自己的发展，经济能够自我循环、自我扩张。这个可能对他们的更有帮助，更有裨益。除了这两个之外，在发展领域里面，可能还涉及一些，比如像绿色发展的概念。因为中国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更好的发展，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向协调、均衡的方向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