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总指挥、“大管家”、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发射呕心沥血，对火箭、卫星研制的专家、科研人员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爱护。

　　“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

　　在狠抓“两弹一星”研制的全部工作中，对于核能与火箭人才队伍，周恩来特别重视，尤其突出的是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核能与火箭专家回国。在他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国，成为核工业领域挑大梁的人物。特别是中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摆脱美国羁留得以回国，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

　　受周恩来委派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王炳南大使曾回忆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美国阿诺德等11名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

　　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1956年先后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凡是你要的人都给”

　　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据“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回忆：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总理对我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1956年的5月底6月初，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与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形成了中国研制导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对于顶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来更是予以特别的关怀。他曾向聂荣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他经常对“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把七机部搞火箭、科学院搞卫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乱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搞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周恩来表示同意，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查落实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常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在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同时，周恩来又想方设法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宋健受到冲击无法工作，周恩来下令对他进行保护，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脱离了混乱的环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众都不准冲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