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与会者有20人。

　　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在总结报告中，主要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过分强调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因而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被粉碎。对于主观方面的错误却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在他作报告中间，毛泽东不时在卡片上记着什么，张闻天等人在认真听，不时微皱眉头，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脸上显不出什么表情，会场气氛虽比较平静，但却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接着，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开始作报告。他着重谈了军事问题，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他的讲话使大多数与会者长舒了一口气。这一报告又称“副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有明显的不同倾向。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副报告”加以讨论。

　　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提纲，很有条理、很有系统地讲起来了。张闻天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一下子震动了会场，尤其超出博古的预料。博古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紧张与不安。毛泽东和王稼祥却十分平静地听着。

　　张闻天指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这样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五次“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张闻天的报告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一下子将博古、李德推向了审判席。因而，毛泽东在后来曾称张闻天的报告是“反报告”，而张闻天“反报告”的提纲，则“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张闻天发言结束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随后，王稼祥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随后的两天会议上，陈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各军团负责人都从不同角度谈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纷纷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其中，朱德的发言很重要。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还牺牲了很多人命，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1月17日，遵义会议作出了下列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一决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程，驶向了正确的轨道。

　　之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任中共总负责人，着手起草决议，并于1935年2月8日在扎西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