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被称为儒将，著名诗人柳亚子有诗赞他“兼资文武此全才”，他是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豪放的诗人、儒雅的文化人。

　　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是邓小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的，并由毛主席征求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后定下来的。50年代后期，陈毅奉调到中央工作，兼任外交部长，是分管科学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知识分子交往交朋友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上海解放时，上海工作对于稳定全国，对于我党工作中心转入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效用。毛主席确信陈毅能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打好交道，能打开上海工作的局面。

　　陈毅高度重视上海知识分子工作，在四大接管系统中，他亲自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并经中央同意，专门从香港调回熟悉城市工作、文化工作的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调回中共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夏衍任负责实际工作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他告诉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能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

　　陈毅说，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基本的一条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上海解放并成功接管后，陈毅指示夏衍筹备一个他以上海市长身份与上海文化界座谈的出席者名单，夏衍感到很为难，一时吃不准该请谁，不该请谁，加上以前在上海工作时，总有亲者，有疏者，怕他来定名单会引起矛盾，索性搞了个范围很广的名单，意思是让陈毅自己来筛选。陈毅看了后，不仅没有删名单，还对名单进行了细致的增补。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陈毅与知识分子交心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次会议，使上海的知识分子对陈毅有了深刻的了解，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上海市设立文史馆、参事室，刚开始，市政府秘书长只准备给文史馆30个名额，参事室34个名额。陈毅得知后，要秘书长都在后面加个零，扩大名额。秘书感到难办，对陈毅说：“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呢？”陈毅要他让下面各区统战部报名单，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一问，回答不是这个不合条件，就是那个有历史问题。

　　陈毅恼火了，拍桌子说：“怎么会没有人呢？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二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

　　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精通围棋，靠儿子养活，陈毅得知后，便专门到文史馆来，对文史馆副秘书长说，你们文史馆不是要人吗？我来推荐一位。副秘书长听完介绍，连连摇头，说，陈市长，你不知道，进文史馆条件有三：一是文，有文史水平；二是老，必须年满60以上；三是贫，生活有很大困难者。他还差一个条件，不够老，才56岁嘛。陈毅风趣地说：你这位同志，怎么这样笨，把56岁倒过来，不是65岁了吗？副秘书长恍然大悟，说，我懂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上海解放时，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由于经济困难，工资发不出，他向陈毅求救，要求政府贷款，一张口就是“二十个亿”(约合现在二十万人民币)。陈毅没有就事论事，划拨贷款了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毅和颜悦色地与他分析商务印书馆的困难原因，跟他谈改善经营之道的奥妙，他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二十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二十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二十个亿，二百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一席话说得张老先生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经营整顿，经济上很快好转，从此，张老对陈毅是真正佩服，逢人便夸。

　　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一直强调要充分准确地估价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使他们心情愉快地投身于建设祖国的宏伟事业中。

　　1962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陈毅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观点。他仗义执言：“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激起全场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