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经常是四海为家。在井冈山，风餐露宿、曲肱而枕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则是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破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都曾是他的栖身之所。长期在险恶的环境里工作，罗荣桓的身体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健康很是关心，安排他到苏联就医。1946年7月，罗荣桓到莫斯科。在苏联就医期间，组织上曾让他带上一笔钱，作为医疗费和生活费。但到莫斯科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那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罗荣桓为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及学习和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未用分文。回国后，将余钱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

　　经过一年的治疗，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回国后，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住下，这座庭院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洗漱间等，原是一位旧时官僚的别墅。这跟他之前住过的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普通的房子，将这座庭院作为公用，但无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便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但没过几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

　　在房子问题上是这样，在其它问题上也一样，罗荣桓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总是想着为人民减轻负担，自己从不搞特殊。

　　上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又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有一天，他从医院回家，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说：“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有付钱便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罗荣桓听后，顿时上了“火”，“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看到秘书这副为难的样子，罗荣桓的“火”气消减了不少，便和气地对秘书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被留了下来。

　　罗荣桓患有心脏病，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读书、看文件、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一家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给他用。罗荣桓知道此消息后，坚决不同意，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我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他的妻子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他自己拿出400元钱定制了一张病床。

　　“你们不要有依赖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搞特殊，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他对子女的教育从未放松过。他常对妻子林月琴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

　　干部家庭的子弟容易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如果不及时克服，就容易产生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人民群众。因此，罗荣桓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你们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他还时常嘱咐自己的子女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多和他们亲近，多帮助他们。

　　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罗东进买了一顶棉布帽子，罗东进觉得棉布帽子样子不好看便不愿戴，想要一顶皮的来戴。罗荣桓知道此事后，把罗东进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这件事对罗东进的触动很大。事后，他回忆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艰苦朴素，永不忘本！”

　　“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63年12月15日下午，罗荣桓病情恶化，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醒过来后，他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子女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说完后，他又慈祥地看着他的孩子们，嘱咐他们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这颗伟大而高尚的心停止了跳动。

　　罗荣桓一生清苦，一无私有，经常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能搞特殊。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这不仅是他给予自己子女的精神财富，也是他给予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