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烟台辛亥革命行动（一）

　　烟台革命气氛高涨，不仅鼓舞了胶东诸县的独立行动，促成了蓬莱、黄县、荣成、文登、牟平等县的相继独立，并且对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起义，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烟台，一度成为山东的革命中心。

　　烟台人民所进行的独立斗争，是山东革命乃至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前夕，烟台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矛盾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在辛亥革命中，烟台斗争的胜利无疑对清政府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烟台革命党人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中，都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过程中，山东的革命党人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奋起争民主、争自由，成为这场全国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的辛亥革命行动中，烟台不仅是山东首义之区，并以起义中心的地位对山东乃至更广大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山东，济南、烟台、青州、诸城、高密、安丘、寿光等地的起义活动中，以烟台最为典型。济南虽为山东首府，与烟台同时宣布独立，但革命政权仅存十余天，还被怀疑为“假独立”。在济南独立取消后，烟台不仅军政府仍旧存在，而且革命运动继续轰轰烈烈，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一度成为山东军政府所在地。烟台本埠义旗高举，周边如蓬莱、黄县(今龙口)、文登等地也战鼓雷鸣。山东革命形势的不寻常发展，与较早得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关注和指导有关，而烟台的革命行动更是在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下展开的。

　　在建党过程中，孙中山就对烟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国内17个省的100多人参加了大会。这是一次革命人士的集合与凝聚、革命意识的宣示与强化，也是一次对未来革命力量的规划与布局。大会通过了《同盟会宣言》和会章，并在经大会通过的章程中规定，同盟会以日本东京为本部所在地，在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等四个支部，并在国内各省区成立分会。国内北方支部的所在地，孙中山选中烟台，辖区包括直隶、陕西、山西、山东、蒙古和东三省。

　　选择在烟台成立同盟会北方支部，孙中山的考虑是：第一，烟台是京津门户、南北交通要道，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兼顾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同时，烟台与日本海上往来方便，是北方留学生出入国门的必经之地，有利于在留学生中开展革命宣传。第二，烟台留日学生与孙中山多有交集，值得信赖。孙中山认为，青年学生“头脑新清，志气不凡，对于革命思想感受急速”，是宣传革命的首选人群。山东留日学生以烟台与胶东籍的居多，其中较早与孙中山交往的也是烟台人，如黄县的徐镜心、魏毓兰等。徐镜心自幼聪颖好学，渴求新知，先后就读于烟台毓材学堂和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作为第二批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同盟会成立之初，共有53名山东籍留学生入盟，而其中来自烟台及胶东各县的就有徐镜心、谢翊臣、邱丕振、徐镜古、邹因陈、于洪起、姜治中、栾惺壑、丛琯珠、于春暄、赵应泰、庄萝占、李召南、王学锦、李瀛海等。第三，烟台当时虽然无法与上海、重庆、香港、汉口等大城市相伯仲，但自1861年开埠以后，城市、港口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加之烟台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到西方国家进步潮流的冲击，风气趋新，民智开通，所以这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弥漫着强烈的革命气息。1910年曲诗文领导的莱阳人民抗捐抗税起义，是一场颇具普遍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参加的阶层也十分广泛，除农民外还有许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甚至某些中小地主都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这场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影响广泛，海阳、招远、荣成、济宁、肥城等地后来相继爆发了群众抗捐抗税斗争。这些斗争活动，等于是辛亥革命运动前在烟台及胶东地区进行的一次革命预演和群众历练，使坚持武装革命的孙中山和革命党看到了前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