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地下医院的安全，所驻村庄的党组织在认真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要求群众做到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住在谁家，谁家的成员都要把其作为自己家人来称呼，并把他们化名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簿上。同时，对村里的地主、富农及游手好闲分子约法三章，加强监督，使其不敢乱说乱动。保护伤员的安全成了驻地群众的自觉行动，青壮年主动为地下医院传递消息，老大爷、老大娘自觉监视村里的坏分子，儿童团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人民群众临危不惧掩护战士和伤员。12岁的李凤岗面对敌人的诱骗和恐吓，始终保守机密，惨遭敌人折磨，献出年轻的生命；村民穆宝钧家中住有伤员，被敌人抓住后，打得遍体鳞伤，仍守口如瓶。

 

　　1942年冬，掖县城的日军突然扑到小武官村，数名工作人员来不及躲藏，只好混在群众之中。不料，一名伪军硬拉着炊事员老韩给他们带路。老韩是外地人，不仅口音不对，而且对这里的道路根本不熟。正当老韩犹豫之际，一名日军军官举刀欲砍。千钧一发之际，年近六旬的张大爷冲出人群，一把擎住刺刀说：“他身子虚不能走，我路熟，身板好，愿带路。”这时村长也赶来“求情”，敌人这才罢休。又一天拂晓，一队日军闯进高郭庄村。高大娘家正住着一位延安来的处长，患重病，发着高烧躺在炕上。敌人已经进院，下洞已来不及了。大娘急中生智，一把拉过一床棉被盖到病员身上。敌人进门就指着病员问：这是什么人？大娘镇静回答：这是我儿子，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敌人一听是伤寒，一边后退一边骂着走了。

 

 

　　据当年的护士长王利华回忆，在王门村有一个双层地道，有一次伤员出洞晒太阳时，被一个反动伪属透过围墙的裂缝偷看到，向掖县城日军告了密。鬼子进村后逼着村民刨开了洞口。趁着敌人一时不敢下洞，医护人员一面把重伤员往二层洞转移，一面组织有战斗力的人准备抵抗。洞窄、拐弯多，转移很困难，还没转移完，敌人便开始向洞里打枪、扔手榴弹。鬼子还抓了一个村民在前面走，下了洞，走到地道中间，村民发现前面躺在侧洞里的来不及转移的伤员，便故意侧过身子挡住了油灯光，并推了推墙，说“到头了”，随后就把油灯熄灭了。跟在后面的汉奸、伪军你推我挤，抢着跑出洞口。敌人不甘心，准备用烟熏洞，刚刚点起火，听到附近有枪声，怕中埋伏，仓皇逃走了。

 

　　1944年全国的抗战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西海军分区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大泽山腹地大田等据点，全歼守敌五个连，剩下几个孤立据点的敌人已不敢大肆展开“扫荡”。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军分区决定将卫生所由原隐蔽斗争形式转为公开斗争形式。这年深秋，卫生所把王门、朱旺、西北障、南掖和南招五个医疗区撤出，集中到大泽山北麓、南掖葛城一带十几个村庄里，坚持两年的地下医院生活终于结束了。在这一段极度艰难的岁月里，医务人员开展了特殊方式的创造性医疗护理工作，伤病员在黑暗潮湿的地洞里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伤病和死神抗争，驻村人民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子弟兵……，地下医院在地方政府和胶东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克服缺医少药、敌军袭扰等困难，使上千名伤病员恢复健康，重返抗日前线，书写了胶东地区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上的又一伟大创举。同时地下医院不仅接收部队伤员，根据地群众也可以入院免费治疗，军民鱼水情深，生动地谱写了胶东军民团结一心、血肉相连、共同抗敌的光辉篇章。